看西方新闻，我们经常听到“左派政府”“右派政党”。

多元、平等、社会福利，常常与左派联系在一起；传统、宗教、减税、收紧移民，则常常与右派联系在一起。

这些标签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税收、移民、堕胎和宗教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，总会出现在同一场政治争论中？

当右翼在多个国家扩大影响力，中国又应该怎样应对？

先说明一点：本文讨论的是当代西方左右派的总体倾向，不是对每个政党的严格定义。各国情况不同，温和派与激进派的主张，在程度和实施方式上也有差异。

一、左与右，最初只是座位的不同

“左派”和“右派”的名称，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。

1789年，主张扩大议会权力的议员坐在左边，支持维护国王权力的议员坐在右边。后来，座位的位置逐渐变成了政治立场的名称。

两百多年过去，争论从王权与议会，扩展到财富分配、社会保障、宗教传统和个人权利。

今天，左派通常更强调平等、改革与包容；右派通常更强调传统、秩序、市场竞争与个人责任。

理解它们，可以从几件与普通人生活直接相关的事情入手。

二、钱怎样分：公平分配与市场激励

面对贫富差距，左派更强调政府的调节作用。

在左派看来，一个人的处境不仅取决于努力，也受到家庭、教育和社会资源的影响。因此，高收入者应承担更多税负，政府应加强公共服务和劳动者保护，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更多人。

右派更强调市场竞争、私有财产和个人责任，主张减税、减少监管，鼓励投资和创业。

其逻辑是：企业经营更容易，资本更愿意投资，就能创造更多工作和收入。降低企业和投资者的税负，是为了增强创造财富的动力。

左派更担心，财富增长了，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；右派更担心，税收和监管过重，让投资与经营失去动力。

双方争论的，是政府应该介入多少，以及公平与效率如何平衡。

三、遇到困难怎么办：社会兜底与个人自立

当一个人失业、生病、年老或陷入贫困时，社会应该承担多少责任？

左派更关注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，认为疾病、失业和贫困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不努力。公共医疗、失业救济、住房援助和养老保障，应构成社会的基本安全网。

右派更强调自食其力，认为个人和家庭应首先对自己的生活负责。政府救助应设置资格审核、工作要求等条件，控制公共开支，减少长期依赖福利。

左派更关注保障是否充分，有没有人被遗漏；右派更关注财政能否负担，福利是否削弱工作动力。

美国医保争论就是一个例子。奥巴马医改通过扩大医疗补助和提供保费补贴，让更多人获得医保；特朗普及共和党则推动削减部分医疗保障支出、收紧领取条件。

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些争论最终影响的是：失业时有没有收入，生病时看不看得起病，年老后有没有保障。

四、生活由谁决定：个人选择与传统规范

在社会文化上，左派更强调多元、包容与平等权利，关注女性、少数族裔、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等群体的权益，主张减少歧视，扩大个人选择的空间。

右派更强调传统家庭、既有伦理和社会秩序，认为共同的文化与行为规范，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。对于婚姻、性别和家庭制度的变化，右派更倾向于维护传统安排。

左派更强调，一个人没有伤害别人，就应有权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。

右派更强调，个人选择也需要考虑传统规范，以及家庭和社会的稳定。

双方都谈“自由”，重点却不同。左派在社会议题上，更强调生活方式和身份选择的自由；右派在经济与宗教议题上，更强调经营自主、财产权和信仰自由。

宗教，是理解这种分歧的重要线索。

左派通常更强调政教分离，认为公共政策不能由某一种宗教教义主导。右派则与宗教保守势力联系更紧密，倾向于把传统宗教伦理带入家庭、教育和生育政策。

女性堕胎权，就是典型例子。

左派更强调女性的身体自主权、健康和现实处境，支持保障合法、安全的堕胎服务。

右派更强调保护胎儿生命，倾向于限制堕胎。这与宗教保守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：基督教保守伦理强调生命的神圣性，并由此影响法律主张。

因此，堕胎争论既涉及权利如何衡量，也涉及宗教伦理应在多大程度上约束所有人的生活。

五、国家接纳谁：移民与共同身份

在移民问题上，左派更强调人道保护、平等对待和文化多元，也更积极看待移民对劳动力、经济和社会活力的贡献。

右派更强调边境控制、入境资格、社会承载能力和国家文化认同，倾向于收紧移民政策，对语言、就业和社会融入提出更高要求。

左派更关注移民是否受到公平对待，社会能否接纳不同文化；右派更关注移民规模是否可控，新来者能否适应当地规则和生活方式。

右派强调的共同身份，往往包含本国语言、历史传统和基督教文化。当这种认同走向排外，就可能把肤色、族裔和宗教变成判断一个人是否“真正属于这个国家”的标准。

因此，移民争论不仅涉及就业和人口，也涉及国家如何定义自己的成员。

六、怎样面对世界：全球合作与本国优先

在国际关系上，左派通常更强调多边合作，倾向于通过国际组织、共同规则和跨国协调，处理气候变化、难民和公共卫生等问题。

民族主义右派则更强调国家主权和本国优先，关注国际安排是否直接有利于本国，反对为合作承担过多成本或接受过多约束。

特朗普是这条路线的鲜明代表。他强调“美国优先”，通过关税、制造业回流和重新谈判贸易安排，争取本国利益。

这体现了贸易保护主义，也体现了更倾向于依靠本国力量采取行动的单边主义。

双方的分歧，在于如何理解国家利益：更重视共同规则和长期合作，还是更重视本国自主权与直接收益。

七、右翼影响力上升，中国怎样应对？

近年来，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力量在多个国家扩大了影响力。美国的特朗普路线，以及欧洲右翼政党的增长，都是这一变化的体现。

生活成本、移民、公共安全和对全球化的不满，成为右翼动员选民的重要议题，也让一些国家的左派和传统中间派承受压力。

中国需要为一个本国优先、边境管控和贸易保护更受重视的国际环境做好准备。

本国优先的政府可能提高关税、限制投资、推动供应链回流。中国企业需要扩大市场分布，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，提高应对政策变化的能力。

面对重视就业和产业的政府，可以围绕制造业、基础设施、能源和技术应用，提出能够落实、能够衡量收益的合作方案，让合作给当地带来的利益更加具体。

同时，还要维护稳定的国际规则。企业投资和长期贸易需要可预期的环境，不能只依靠随时可能改变的一笔交易。

中国的应对，需要把务实合作、分散风险和增强自身实力结合起来。

八、收紧移民，可能给中国带来人才机会

在我看来，西方政治向右转可能带来的一个重要机会，是人才流动格局的变化。

美国之所以强大，一个重要因素是长期吸引全球各地的人才，并为他们提供研究、创业与发展的机会。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飞速发展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时期培养出的海量工程技术人员。

根据美国国家政策基金会的统计，2000年至2025年，美国物理、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三类诺贝尔奖获奖者中，四成是移民。

商业领域同样如此。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·布林来自前苏联，马斯克出生于南非，黄仁勋从台湾移居美国。乔布斯出生于美国，其生父则是叙利亚移民。

移民带来的，不只是人口，还有知识、技术、创业能力，以及下一代的发展潜力。

如果收紧移民进一步影响留学、科研、就业和长期居留，让人才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，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就可能下降。

损失未必立即显现，却可能在多年后体现为研究成果、创业企业和产业机会的减少。

对中国而言，这就是一个争取人才的窗口。

但人才不会因为美国关上一扇门，就自动走进中国。中国需要提供有吸引力的条件：稳定透明的规则、便利的居留安排、良好的科研与创业环境，以及让人才和家庭安心生活的公共服务。

这既包括吸引海外中国人才回国，也包括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来华。关键是让人才愿意来、留得住，并能够发挥所长。

九、宗教保守主义，可能怎样影响长期发展？

人才之外，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：宗教保守势力是否会通过政治权力，压缩理性探索的空间？

欧洲自身的历史，提供了值得警惕的经验。

古希腊的苏格拉底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，留下了通过提问、推理和观察理解世界的传统。其中的自然哲学，是后来科学发展的重要源头。希腊化世界和罗马文明，也曾拥有发达的城市、贸易、工程与知识体系。

但在公元4世纪后期，罗马帝国确立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后。欧洲经历了长期的城市衰败、贸易萎缩和政治分裂。在此后漫长的中世纪，教会深刻影响教育、文化和社会生活，宗教权威也成为思想探索必须面对的约束。

当教义拥有裁决知识的权力，研究者就不仅需要证明自己的观点，还必须证明它没有违背信仰。

这种约束甚至可能以极其严厉的方式执行。

1600年，布鲁诺因被认定为异端，在罗马被烧死。他的思想涉及宇宙观、哲学和神学，案件体现了宗教权威如何用刑罚惩处挑战教义的人。

1633年，伽利略因支持地球运动的观点受到宗教审判，此后长期遭到软禁。这更直接显示了宗教权威对科学研究的干预：关于自然世界的判断，最终被交给宗教法庭裁决。

欧洲走向现代，经历了文艺复兴、宗教改革、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多重变化。一个关键转变，是观察、实验和证据逐渐获得独立地位，科学问题不再只能接受宗教权威的裁决。

这些历史揭示了一种根本冲突：科学允许质疑、检验和修正，宗教教条一旦拥有强制性的裁决权，就可能把质疑视为冒犯，把新认识视为异端。

这也与今天的左右之争有关。

右派与宗教保守势力关系紧密。右派执政后，这些力量可能获得更大的政策影响力。如果教义进一步成为立法、教育和科研的最高依据，国家治理就可能向宗教化方向倾斜。

在我看来，一个国家如果一面收紧人才入口，一面让极端宗教保守势力限制知识探索，就可能从两个方面侵蚀自身的创新优势。

十、中国怎样把机会变成优势？

中国需要把吸引人才与尊重科学结合起来。

吸引人才，需要稳定的制度、充分的发展机会和良好的生活条件；发挥人才的作用，需要保障探索空间，让研究依据证据，让能力得到认可。

中国还应强化世俗治理，限制宗教教条对公共权力、学校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干预。

与此同时，应加强科学教育，让公众理解证据怎样产生、结论怎样检验，以及认识为何需要修正。

国家治理也应让更多具备科学素养和实践经验的科学家、工程师参与决策，重视数据、专业评估和实际效果，并结合法律、经济与社会知识，建立能够发现问题、纠正错误的机制。

左右派之争，最终会落实为一个社会如何分配财富、对待不同的人、决定知识的边界，以及与世界相处。

面对右翼影响力上升，中国既需要应对贸易保护和政策变化，也可以主动争取人才与合作机会。

别国的政治方向，中国无法决定。但中国可以决定，自己是否向人才开放，是否支持自由探索，是否让公共决策更多依据证据。

真正的机会，不只在于别人失去了什么，更在于中国能够为人才、知识和创造提供什么。